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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女性社会性别意识在减贫工作中不可或缺

科技生活门户 2018-10-11 20:06:57

内容摘要:阅读提示在第二届尼山世界女性论坛“减贫与改善女性命运”分论坛上,嘉宾们呈现了城乡背景下女性贫困的差异性,分享了妇女作为减贫主体的多元化干预实践,既有赋权农村妇女与女村干部的探索,也有妇女组织化的努力,强调了社会性别意识在减贫工作中的不可或缺性。在“减贫与改善女性命运”分论坛上,嘉宾们呈现了城乡背景下女性贫困的差异性,分享了妇女作为减贫主体的多元化干预实践,既有赋权农村妇女与女村干部的探索,也有妇女组织化的努力,强调了社会性别意识在减贫工作中的不可或缺性。但同时应该看到变化的趋势,婚姻和生育对流动的制约正在变弱,更多的已婚女性加入流动大军,流动妇女在流动中的生育比例提高。

关键词:女性;农村妇女;流动;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实践;赋权;分享;多元化;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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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届尼山世界女性论坛“减贫与改善女性命运”分论坛上,嘉宾们呈现了城乡背景下女性贫困的差异性,分享了妇女作为减贫主体的多元化干预实践,既有赋权农村妇女与女村干部的探索,也有妇女组织化的努力,强调了社会性别意识在减贫工作中的不可或缺性。

9月26日~27日,第二届尼山世界女性论坛在山东曲阜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女性赋权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六大核心观点:女性命运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女性赋权与人类发展息息相关;女性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要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发展及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就必须解决女性赋权与发展问题;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女性是重要力量;在全世界,女性群体可以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很大的贡献。

在“减贫与改善女性命运”分论坛上,嘉宾们呈现了城乡背景下女性贫困的差异性,分享了妇女作为减贫主体的多元化干预实践,既有赋权农村妇女与女村干部的探索,也有妇女组织化的努力,强调了社会性别意识在减贫工作中的不可或缺性。

农村妇女并非“问题群体”

作为“问题”呈现的农村妇女,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南京师范大学金一虹教授与中央党校王晓莉副教授分别聚焦流动与留守这两类群体,从问题现状、趋向、成因及影响等方面进行剖析。

金一虹结合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教育部等不同统计来源,总结出流动的性别差异化和流动儿童的“性别偏好”。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对农村妇女的流动形成明显的制约。流动外出人员呈男性主导现象,自2000年以后女性占比有升有降,但一直在34%左右徘徊未有突破。分年龄段统计中,女性仅在16~19岁的低年龄组比例超过男性,其余各年龄组均低于男性约20个百分点。可见,女性流动受到婚姻和生育的影响,具有一定从属性,流动女性经常在流动-返乡-流动之间变化。但同时应该看到变化的趋势,婚姻和生育对流动的制约正在变弱,更多的已婚女性加入流动大军,流动妇女在流动中的生育比例提高。

此外,对流动妇女来说,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层明显。无论是从业形态、职业结构还是收入占比,流动女性的处境都更不利。流动劳动制对负有生育职责的流动女性造成排斥。家庭内传统性别角色分工和性别规范对流动家庭依然有一定影响,流动妇女因生育、陪读、回乡照料老人造成工作的经常间断、短工化、非常规化。尽管如此,流动对农村妇女发展也产生积极影响:提高流动妇女获得有薪酬的工作、实现非农职业身份转换的机会;务工带来经济收益的改善,是脱贫的最主要路径;妇女因流动务工自主性增加,提高了在家庭决策中的议价能力甚至独立抉择的权利。除此,还有一个意外但最直观的结果,农村年轻女性自杀率大幅下降。

王晓莉分析了农村妇女失地现象。对失地妇女来说,可以分别从法律层面与社会层面总结问题的结构性成因。王晓莉认为,法律层面的成因根本在于妇女权利的模糊性,在产权属性、产权主体、产权继承、司法救济、村民资格等方面均有体现。妇女的土地权利诊断基于:是否在法律上被认可,是否在社会上被认可,是否可以由外部权力来执行。目前,新一轮土地确权颁证的权利主体仍是“户”而非“人”。协商调解中失地妇女处于弱势地位。社会层面的成因,根本在于父权制社会结构的影响。

王晓莉总结了妇女失地问题的几点启示:妇女对土地权利的诉求会使婚姻关系更平等,而同时又不会有损于男性主导的土地产权模式;妇女对土地权利的诉求挑战了家户权利本位的伦理,同时挑战了集体所有制和家户产权制度安排,并将转型正义问题逼出水面,成了矛盾焦点或者说一个性别化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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